自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加大了市场系统风险，对市场参与者和各国金融管理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美国更藉此形成了以信息化、全球化为基础的金融霸权主义，成为危害发展中国家金融健康运行的最大威胁。

 

从亚洲金融风暴看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  施东晖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泰国引发的的金融危机象台风一样迅速席卷了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随即又蔓延到整个东亚地区，进而冲破区域限制引起西方股市大幅下跌，使全球金融市场笼罩在“亚洲传染病”的恐慌之下。这次危机持续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危害之深，远远超过当初人们的预期，在某种意义上已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动荡。为什么区域性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这一角度出发，剖析此次金融风暴的发生机制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特点。

国际金融市场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

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重要的

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对市场参与者和各国金融管理机构提出了严峻挑战而且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及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投资主体机构化

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国家社会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 、金融证券化和自由化的推进、以及交易品种和技术的日益复杂化，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等)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迅猛发展，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机构投资者的迅猛发展首先表现在其资产额的巨幅增长上，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金融事务部的统计（见图1），在1981到1995的十五年间，经合组织国家机构投资者的资产总额已从3.2万亿美元猛增到24.3万亿美元，扩大了近8倍，其中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总额就达到了11.8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股市的总市值为18万亿美元左右，主要工业国家的外汇储备为7000亿美元，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实力之强大（见图2）。其次，若以资产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见表1)，机构投资者在各国也都有迅猛提高，到1995年，主要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资产总额占GDP总值的比重已达到106.5%，而在1981年，这一数据还只有38%，这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扩张速度要远远高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各类机构投资者中，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拥有的资产额仍然最大，其所占比例分别达到36%和25%，投资基金占有23%，其它类型的基金则占有16%。值得一提的是对冲基金(Hedge Fund)的资产规模增长极为迅速，其资产额已从1991年的400多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约3000亿美元，由于对冲基金可以运用高比率的财务杠杆(最高比率可达自身资产额的100倍)，因此它们的实际运用资金量要远大于资产额。

在资产总额急剧增长的同时，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力量。在美国，机构投资者已持有50%以上的股票，执行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四分之三的交易额，而在场外市场、债券市场，特别是新金融产品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近年来，出于分散投资风险和分享别国市场较高投资收益率的双重目的，机构投资者的国际组合投资活动也日益增加，西方七国机构投资者资产中用于国际投资的比重从1989年的7%增至1995年的15%，极大地推动了资本的跨国界流动。 

机构投资者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投资技术进行各类金融投资活动，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机构投资者具有的储蓄转化功能推动了国际金融的证券化、对流动性的需求促使第三市场、第四市场及各类专有交易系统(PTS)相继出现；对规避风险的内在需求推动了金融产品和交易策略的创新。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投资管理业内部竞争的加剧，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来源和投资策略趋于同一化，因此它们更倾向于同时进出同一个市场，使金融资产的价格在短期内出现巨幅波动，从而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二、交易产品衍生化

过去的十年是新金融产品和交易战略层出不穷的年代。金融投资理论的发展、信息处理技术的进步以及各种自然科学前沿理论和工程技术对金融业的渗透，使得市场参与者可以运用复杂的分析技术对风险的本质、定价和管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新型的衍生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专业——“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与自然科学方面的发展(如粒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一样，金融工程使金融市场从宏观进入微观，通过将现存金融工具的风险－收益特性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组合，从而创造出具有不同风险－收益特性的衍生金融工具，满足了市场参与者对风险－收益的多元化需求。近年来，除期货、远期、期权及互换等衍生工具外，以这些工具为基础的结构性和合成性衍生工具也相继诞生，使得投资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

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额自八十年代后期的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见表2)，衍生市场的未清偿名义合约价值从1986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逾34万亿美元。其中，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场双双显示出急剧膨胀之势，到1996年底，场内交易衍生工具的未到期合约余额已达到9.8万亿美元，差不多是1986年底5830亿美元的17倍；与此同时，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增长更为惊人，在1986年底，未到期场内交易衍生工具的余额仅为5000亿美元，而到1996年底已达到24万亿美元。衍生工具市场规模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国民经济及其他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使金融乃至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更广阔的外延与内涵。

 

 

金融衍生工具是在金融自由化浪潮兴起、金融业竞争加剧、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产生的。衍生工具和运用他们的交易战略，使得金融市场参与者可以迅速地在金融系统内转移和规避价格风险，配置资产、增强现货市场的流动性，使金融市场变得更有效率。但是，衍生工具的增长也会带来许多问题。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定价技术日益复杂，加上现代化信息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致使金融活动中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不完备性更为突出，减弱了投资者对外部冲击的承受力。如果没有很好理解这些产品的动态特征，并且运用了不合适的风险管理系统，将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使得跨市场的套利交易行为更为频繁，将金融市场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传统的商品与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间产生互动关系，如股价指数期货的到期日效应经常使股市的价格波动加剧。因此巨额的交易损失不但会影响单个机构的稳定性，而且还会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和动荡。

三、运行环境高技术化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人类掀起了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并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

作为市场经济的最前沿，金融产业和信息革命的结盟大大地提高了交易速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资本流动范围，极大地推动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根本性变革。

电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提高了信息的收集、储存、处理和发布的能力，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快速的在线(on line)分析工具，这些分析工具能够利用实时数据进行复杂计算，大大缩短了进行金融交易的决策和执行时间。与此同时，新型的信息处理技术与设备和新兴的金融分析理论相结合，为开发、设计和推广金融工程技术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的金融产品及交易策略创新。另一方面，随着电子指令交易系统和清算方式的广泛运用，金融交易的信息成本、交易成本和清算交割成本也大为降低，进而使金融交易的速度飞速增长，投资者通过触摸键盘和轻点鼠标就可以迅速调整其资产组合，使巨额资金以“光速”在各国和各个市场间快速地流动。随着国际互联网(Internet)迅速向不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组织渗透，全球各主要金融市场被更紧密地连接了起来，金融交易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全球金融交易从东京和悉尼开始，24小时连续不断，相继经香港和新加坡转入欧洲，最后到美国，再从日本开始。所有的货币和更广泛的金融资产在没有国界、没有时刻表，时时刻刻地相互迅速交换和流动着。

信息技术革命虽然改善了金融市场运行环境的质量，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加速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自由化进程 ，但同时也使价格调整和变动的频率增加、速度加快，使市场参与者面临更大的价格风险。

四、资本流动全球化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经济金融的新时代。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使国际资本的流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筹资者可以在不同的金融市场间进行选择，以较低的成本接触到新的资金来源，而投资者则可以在各个市场间寻求获取高收益的机会，利用这些市场分散其投资组合的风险，或者对汇率和利率风险进行对冲。

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见表3)，在1987－1996的七年间，国际金融市场的筹资额从4013亿美元增加到9451亿美元，其中国际银行贷款融资增加了44％，而国际证券融资净额猛增了350％。与此同时，跨国金融交易也迅速增长。在八十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跨国证券交易的金额仅占其GDP的10%左右（见表4），而到1996年底，这些国家跨国证券交易额已远远超过了GDP的数值。跨国外汇交易的增长也极为迅速，国际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从1986年的1880亿美元猛增至1996年的1.5万亿美元，其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也从37%增加到84%。

 

 

 

从1977年至1982年，平均每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仅有305亿美元。在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甚至下降为每年88亿美元。然而到1990年，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的净资本流入总量超过了1000亿美元，到1996年达到最高峰2846亿美元。随着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的实力的增长和新兴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构成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私人资本在外来资本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44.1%猛增到1996年的85.7%，而以证券组合投资形式进行的私人资本流动从55亿美元增长到918亿美元，占私人资本净流入的比重也从12%增加到33%，证券投资已成为仅次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第二大资本流动形式。

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关系日益紧密，资本流动的全球化提高了资金在国际范围内的配置和再配置效率，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然而，巨额私人资本不但对流入国的经济状况变化极其敏感，而且也受到资本输出国的经济景气影响，因此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比较频繁。庞大资金的流向，足以在短时间内破坏资金供求平衡，左右资金流入国家金融体系与短期汇率的稳定性。特别是以组合投资形式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电子金融的交易，资金流动的速度和影响的程度远大于国外直接投资的资金，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也大得多，这在亚洲金额危机中有突出表现。在1994－1996年间，流入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的私人资本从410亿美元增长到930亿美元，然而1997年的金融恐慌使资本净流量一下子变成了120亿美元的外流，严重冲击了当地货币和经济稳定，真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私人资本大举撤出，发展中国家大约发生了十起大的金融危机。

如何认识国际金融市场的新运行机制

上述四大结构性变化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使市场的系统风险加大，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影响程度也将大大增加。

一、国际游资严重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先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低速增长、甚至是零增长阶段，投资机会萎缩使资本失去了在生产过程中增值的机会，大量的游资涌入国际金融市场去追逐高额的投机利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目前活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在72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数额巨大的投机资本游离于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之外，在各国间变化无常地快速流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就国际游资的构成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如进行国际投资的养老基金、保险基金、投资基金等，这类资金数额巨大，一般根据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多元化的国际投资组合，其资产组合的调整对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如1993年摩根·斯坦利宣布调低港股投资比重就曾使香港股市出现巨幅震荡。另一类是以“量子基金”、“老虎基金”等为代表的对冲基金，这类基金一般以某一国的利率或汇率走势为攻击目标，通过运用高比率的财务杠杆和衍生工具，直接冲击、操纵或垄断一国外汇和证券市场，引致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从中获取高额的投机利润。由于运作机制的差异，上述两类游资在金融动荡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冲基金一般会选择金融体系失序、经济结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整体经济状况趋于恶化的国家首先发起攻击，引起投资者对该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严格业绩评估压力的机构投资者将会调低对该市场的投资比重，甚至完全撤出该市场，从而引发连续的抛售狂潮，面对成千上万亿的资金交易规模，中央银行运用有限资金在市场上进行资金吞吐的操作只能是杯水车薪，最终导致该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和危机。可见，对冲基金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而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则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年来，巨额游资的活动与重大金融危机相伴而行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这表明国际游资的跨国流动形成了独立于各主权国家金融监管范围之外的、新的国际金融运行体系，这种新的体系对传统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提出了挑战，也削弱了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理能力。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东南亚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这些国际游资在兴风作浪，其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巨额国际游资冲击并动摇一国货币的汇率制度，并以此为突破口，扩大到货币和证券市场，从而引致全面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市场间的一体化和互动性增强

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持续、资本流动的日益全球化、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渗透，大大加强了各市场间的相互依存，提高了各国金融市场间的互动性，使国际金融市场各领域更趋于一体化。一方面，一国内部各金融市场间的互动性大为增强，利率的纽带作用强化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动作用，两者间的界限逐渐消除。另一方面，更为频繁的套利活动和更复杂的交易策略使衍生工具市场和现货市场间形成较强的关联性，各种金融产品的替代性也大为增强，以外汇交易而言，现货市场、期货市场、远期市场以及期权市场的价格运动间已形成了较强的相关性，衍生市场的交易变化经常引导现货交易的汇率变动。此外，国内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间也逐渐趋于一体化，各国金融市场的价格运动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态势， 国内利率、股价、汇率、债券价格变化更易受到国际市场相应价格变化的影响。

这种国内与国际间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和互相依赖性，已成为国际和各国金融管理机构的重大挑战。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五十二届年会上总结的那样：“国际金融一体化的风险之一就是金融不稳定程度增加，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强调防范风险一点也不过分。”去年10月27日，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加深和香港股市持续下挫的影响，道琼斯指数在恐慌性卖压下暴跌554点，创历来最大单日下跌点数而震惊世界，并引发全球股市相继下跌的“骨牌效应”，原先被认为限于一隅的东南亚金融风暴竟迅速蔓延成危机全球市场的“亚洲传染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能对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不仅证实了金融一体化的存在，而且也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对美国等发达国家产生影响的时代已经到来。西方经济界人士过去常说：“华尔街一大喷嚏，全世界立刻患上感冒。”但今天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互动性已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小国感冒，大国也要咳嗽了。

在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今天，金融危机基本上将不再有明确的国界范围存在，一旦发生局部金融动荡或危机，就会在较短的时间内扩散至全球主要经济体系，乃至影响整个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因此，迅速一体化的国际金融市场已成为一种超国界的经济力量，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了各国货币及财政政策的自主权。

三、投资者心理预期变化和市场信心危机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机制

在八十年代以前，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通过支付渠道，即一国的金融危机导致该国银行丧失对外支付能力，从而影响到其他国家银行的支付能力，进而在这些国家引起金融危机，最终形成全球性金融动荡。然而，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彻底改变了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投资者心理预期和由此引发的市场信心危机已经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传导机制。

技术进步和创新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价格形成和调整的频率、速度及精确度，各类金融市场间已处于一个相互依存、错综复杂的体系中，从而使得预测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另一方面，受到投资业绩评估的巨大压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管理方式更多地从传统的“购买——持有”转化为频繁的交易驱动。这一切使得投资者心理十分微妙，市场一时受乐观情绪所支配，一时又会受悲观情绪所笼罩。一旦看到某国发生金融危机，他们会联想到具有相似宏观经济状况的国家，从而抛出这些国家的货币或全面退出某个证券市场，形成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心理恐慌，结果，他们的撤资行为真的导致金融危机的扩散，形成了“传染效应”(Contagion Effect)，使更多的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以东南亚金融风波为例，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联系汇率制度，泰铢汇率随即大幅下滑。泰国货币危机引发投资者对东南亚金融市场稳定性的怀疑，使市场恐慌心理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导致这些国家的股市和汇市大幅下跌。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投资公众的恐慌心理不断膨胀，韩国、台湾汇市也大幅下跌，为保卫联系汇率制度，香港股市也持续下挫，亚洲金融动荡引发的金融恐慌心理由此向全球扩散，进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同期性震荡。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是通过支付渠道或其他实际的金融操作渠道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相反，种种迹象表明是公众信心的崩溃加剧了金融体系的崩溃。 美国《时代周刊》曾指出，东南亚各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信心危机。

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国际投资者预期和市场信心的变化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作用日益巨大，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脆弱，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一国、地区乃至全球性金融危机。

四、金融活动和生产活动的日益分离是全球金融体系危机的根源所在

在历史上，国际货币或资本的流动，一般是因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活动而产生，而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运行由生产过剩转化为资本过剩、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和产品的日益增多、交易方式的不断复杂化、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今天的国际金融活动，正日益脱离物质的生产、消费和流通，金融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以获取利益或规避风险为目的的“计算机游戏”。

金融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脱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实物经济的规模，金融资本的规模和交易额急剧膨胀，1995年世界贸易总额首次突破6万亿美元，而同期全球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额达到1.3万亿美元，全球外汇交易与世界贸易额的比率已由1983年的10：1上升到目前的60：1，如果把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额计算在内，那么全世界的贸易总额占金融交易额的比重不到0.5%。今天，资本的竞争已不再是一种工业与另一种工业的竞争，也不是一种生产技术与另一种生产技术的竞争，而是电脑驱动的交易形式本身的竞争。第二，国际资本流量的增长远超过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国民市场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2.0%，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为4%，而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为20%。由此可见，资本在流动中的形态变化已越来越成为仅仅是观念上的现象，其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之为虚拟资本(Frictions Capital)。

对于上述国际金融市场的深刻变化，彼得·德鲁克在《变化中的世界经济》一书中曾这样指出：“金融经济（资本运动、汇率变动和信用流通）取代了实物经济（产品和服务的流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飞轮，这是一个最为醒目而又最难理解的变化。”巨额的金融交易虽然为物质生产活动提供了分散和规避风险的机会，但同时也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来源，并将对现实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冲击。金融交易活动和物质生产活动的日益分离使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具有了相对独立的供求关系，因此在一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有时会出现大量资金涌向某类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资现象，使金融资产的价格运动脱离基本经济因素运行的轨道，这时候就生成了“金融泡沫”。但是，金融资产的价格运动最终要受到其内含的基本经济因素的制约，当泡沫破裂时，会严重影响甚至摧毁一种本来可能合理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制度。从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不同程度上均存在着“价格泡沫”现象。因此，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最大危机已不再是传统的生产周期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危机，而是转化为资本过剩条件下金融资产的“价格泡沫”危机，法国总统希拉克曾将此形象地称为“金融艾滋病”。

五、金融霸权主义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健康运行的最大威胁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主要大国纷纷抛弃传统的军事对抗观念，强调经济安全，争夺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主导权，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已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轴。在此背景下，以勒特维克为代表的地缘经济论逐渐取代了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地缘战略论，在西方世界日益受到政治主流的青睐。从历史渊源来看，地缘经济论脱胎于地缘战略论，其中心论点是用资本对市场的渗透来代替国外军事基地和驻军，通过强大的资本规模优势和交易技术优势来建立地缘经济威慑力量。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逐渐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国际力量，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实力和市场体系存在着又非常大的差距，这一切使得地缘经济论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用国家武力冒险无法获得的利益可通过金融市场上非暴力的市场竞争而获得。前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列举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第一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二条“控制全部硬通货”和第五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都同金融密切相关，而控制高科技军火工业和控制航天工业则分别退居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三的位置，由此可见金融在后冷战时代已上升到首要的战略地位。 

经过冷战结束后几年的发展，美国以美元、投资(机)资金、衍生工具、高科技产业和政治强权为凭借，形成了一种建立在信息化、全球化基础之上的“金融霸权主义”(Financial Hegemony)，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掌握巨额投机资金的基金经理和国际大炒家，恃其资金规模优势、信息技术网络优势及专家研究优势，不受国界限制地在全球范围内高速度、大规模地“弱肉强食”。它们运用高超的投资技巧精心策划，利用汇市、股市、期市中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互动关系来冲击目标金融市场，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目的。正如马哈蒂尔所言：“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许不能说是一场阴谋，但却是人为操纵的结果。这样做首先是出于经济原因，其次是要对政治施加影响” 与军事霸权主义一样，金融霸权主义目前已成为危害发展中国家金融健康运行的最大威胁，而如何防范金融霸权主义、增强本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则是发展中国家乘上世纪末班车最需要补上的一课。

结论

随着改革开发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市场将更多地纳入到国际金融体系之中，这是一个开放经济所必须迈出的步伐。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及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力也在大大增强，因此我们必须把握未来国际金融发展趋势，并对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作充分的估计，以明确走向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时间、条件和步骤。从现实来说，我们不能因为防止金融动荡而放慢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步伐，停滞和激进都是严峻的考验，面对危机，我们必须加大金融体系改革力度、不断调整产业结构，这是防止和减缓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如果我们能迎接这些挑战，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更加光明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