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自来水公司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其前身“京师自来水公司”竟是一家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原始股票放在你面前，由不得你不信。景福厂使用的“飞马”牌是人所周知的上海老字号商标，其创始人徐文照炒作“景福衫袜”，使之成为旧上海滩一只股票黑马，他的金融天赋并不逊于当今的索罗斯。
   
中国百年证券史话(一)
张宏杰

    编者按：张宏杰、赵善荣、余杰三位先生是我国的民间证券收藏家，去年11月他们将近千枚从光绪年间以来各历史时期的证券在北京大学等地展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早期中国证券业鲜为人知的历史，本刊特分期刊出张宏杰先生撰写的“中国百年证券史话”。

饮水知源
自来水在城市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现在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京师自来水公司”竟是个股份有限公司。可遗憾的是，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今天还将它的厂庆向后推移了22个月。这个公司的创办有一定背景，它是光绪三十四年3月18号由农工商部上了两次奏章后创办的。我们在读中国近代史时熟知的人物袁世凯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大力充实自己的经济实力。这个人政治上有抱负，富有理想，很有想法，而这样一个人，在清政府晚期时，又没有多少人去支持他。很多政治上的需求、军队的装备与给养就必须有经济作保证，这样一来，清末的政治制度便慢慢地淡化了，而军事则让袁世凯钻了不少空子。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大力发展实业，给他办实业的人必须十分精明强干，这个人便是他经过多年搜寻和挖掘的周学熙。
    周学熙先生1947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父亲叫周馥，是与李鸿章一块办洋务运动的，曾任两广、两江总督，清史有传。他们家庭在安徽东至县，是个很大的家族，家族的后代很多时至今日仍然在很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家族从周学熙开始移居天津。周学熙曾在北洋政府中任过两任财务总长，在此之前，他曾经创办过很多实业，其中有启新洋灰公司。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就是后期的水泥厂)在他接手创办以后，成为当时一个非常大的水泥公司。据书上记载，当时这个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占全国的60%，耀华玻璃、中国实业银行，包括滦州矿务、滦州矿地，还有华新纺织，这些都属于周氏家族。所以在民初时，在我国的民族工业集团里有一个习惯的称呼“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南通的张謇，“北周”便是指从周学熙开始的周氏财团家族。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军事愿望不断发展的时候，在清政府内部就有一些保守势力，发现了他的政治野心，于是弹劾他的奏章便一个又一个地交给了慈禧太后。慈禧也觉得这个人很危险，于光绪三十三年 (也就是公元1907年)下了一道圣旨，将袁世凯“提职免权”——在行政上是提职了，提到了一个叫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职务上来，袁世凯便离开了天津来到北京。他这个人是会不失时机地寻找机会的。据一篇传记上讲，有一次袁世凯去颐和园万寿山拜见慈禧，将要告别时，一个殿角苏拉向李莲英嘀咕了两句，而慈禧在晚年变得更加独霸，她不允许别人在她背后说一些她不知道的事，于是她问有什么事，李莲英说没事了，刚才故宫里面那个装绸布的库房着火了，已经扑灭了。这时候慈禧便随便问了一句说：“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在这里有一个背景，当时北京秋季风沙特别大，而风沙大则极易着火。在以前北京没有自来水，有钱的人、宫里的人吃拉来的水，稍微有一点钱的人自己打井，而没有钱的老百姓则要买水。因为北京的地下有很多的石头，水含碱很大，我们用的锅、盆、壶里面都结了好多白垢，这对生活有一定影响，而对发展城市工业则更有影响。这方面的背景，农工商部早就有这方面的动议，只是考虑没有这么多的经费去创办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去承担这样一件事情，便把这件事给放下了。
    袁世凯有他的考虑，当时就跟慈禧太后说：“我负责办！”于是他找到了他的得力助手周学熙先生，他给周学熙的唯一指令是：“不管花多大代价，不管花多少钱，这件事一定得办成！你只要跟宫里的人，跟北京的达官贵人、北京的老百姓说这是我直隶北洋干的就行！”这当然是他政治上的投机行为。周学熙接到指令后便明白袁世凯要做什么，对于他这一段时间的活动历史上没有过多的评价，只是在一个传记上用了一个章节叫“惠国利民的自来水公司”来记载。
    周学熙是一个很细致的办实业的人，他采取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第一次在北京发行股票。而这次发行股票、集资商股很难，因为北京不像沿海城市，鸦片战争以后，16个口岸开放，洋办企业、买办企业、商办企业都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以前，我们国家有两个城市有自来水公司，规模都不是很大，也不是中国人办的，那么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次。周学熙规划后，首先去考察水源，最后选定在东部的孙水，在东直门修建了52米高的水塔，90年前的52米高相当于今天的18层楼高。
    而发行股票也费了一番周折。周学熙一方面发挥他在工商业、在达官贵人、在民族工业的个人影响去做工作。另一方面他又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手段，比如说用收条来代表实际注入资本。它分三期付款，第一次交40%，过若干月再交30%，再过若干月再交30%，等把钱交完了，再换以股票，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类似于今天的回扣，如果一次性将钱交齐，将给予一定的补贴。意思是一次性将股认购全了，每10股正股给1股红股，直接给。而我们知道，当时的达官宦人，并不都是满旗的贵族出身，很多人和他们的父辈都是从土地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习惯，那就是有钱买房子、买地，不愿拿这么多银子换这么一张纸，并且年底赚不赚钱还不知道，很多人不会承担这种风险。周学熙于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他以他掌管的天津银号作为担保，每年由银号拿出钱来，年息八厘，所以实际上这个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而是介于股份和债券之间的一个公司。首先它保息，每年八厘，除此之外获利了还要赚钱。周学熙本预定发行300万两股票，后来实际测算了一下，发现只要270万两便足够了。为了节省这一部分钱，他将股本进行了改革，此次发行股票以天津银号作为经销商，购买都以天津银号作为承销点，发行的股票最远以汉口作为承销点。另外，为防洋人的觊觎，公司明确规定专集华股，不集洋股。
    在这么一个过程中，发行非常顺利，因为他采取这样一个10送1的政策而且保息八厘，由天津银号担保。到7月15号，他发布消息说十送一不再享受，因为他筹资非常顺利。在这个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北京这个地方的地比较硬，表面有砂层，下面就是岩石，在搞地下水的时候难度非常大。最后选址，选的是孙河的水，185公里的管线，用了420处水龙头。现在看来这家自来水公司很小，今天的北京市自来水公司已经发展到12个水厂，当然当时供应的水量和人口也很少。但当时这家自来水厂施工了22个月，其间也发生过不少冲突。比如说，在光绪末期时很多八旗子弟游手好闲，他们每天都为怎么花钱而犯愁。八旗子弟对周学熙有很大的阻碍，因为我们知道，修自来水管必须走90度的弯，而它的管线必须埋在路基之下，这样一来，90度的弯的管线从孙河那边过来，无疑就要影响一部分建筑和一部分八旗子弟特别是正黄旗子弟祖辈的坟地。你在坟地上走，在坟地中间走，或挨着它走，都要动他家祖坟的“灵气”，这是不行的。实际上虽然已经绕远了，但依然发生很多冲突，这边刚挖了一个坑，那边又将它给填上，这边才开始施工，那边的八旗子弟叼着个烟枪拿个凳子坐在那儿，总之很费周折。而且正逢光绪三十四年，慈禧与光绪在同一天去世，必须举行国葬，国葬演练占道后，更妨碍施工的正常进行。
    22个月后水出来了，又有困难，因为股份公司得卖水，但满族人不用，故宫里的人也不接水。这一方面说明封建保守势力太强大，就给销售带来更大的困难。而水龙头出水或出气、出泡，认为是不好的，周学熙便写了一些科普文章去介绍这些现象。京师自来水公司自创建到民国十四年、二十四年、三十四年不断发展，而它的股东和董事也在不断变化。
    自来水为北京的发展作出了贡献，40年后有人提议要政府嘉奖创办人周学熙。这时，他心情舒畅，写下了二首诗，题为《北京自来水纪念》。诗前有云：
    光绪末，慈禧太后轸念新师火寅，农工商部奏派熙创办自来水公司，越岁告代，迄今40年，始渐发达，众议追酬创办人劳债，闻之感喟二首。
深仁慈圣廑梁宫，承命胼胝岂有功；今日饮和四十载，几人回首更呼焉。物理循环本至公，虽无人事实无功；放翁十年遇水旱，老不能耕年始半。

孤独的炒手
1998年7、8月间，上海的著名老字号民族品牌针织棉纺企业“飞马”牌商标被拍卖。随着拍卖槌的落下，“飞马”牌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始了一个新时代。
    而此时此刻，“飞马”牌的创始人徐文照已静静地在龙华烈士公墓沉睡了30个年头。这位“索罗斯”式的传奇人物投身于纺织业，崛起于证券业，曾以自身产业资本半年升值200倍为世人惊叹，在1966年10月含冤而死时，年仅56岁。
    1932年，22岁的徐文照进入中国最早的针织内衣企业景纶衫袜纺织厂作营业助理。但他并不满足做代理人，而是伺机而动，独立创业。1937年，徐文照等5人投资法币2万元成立景福衫袜织造厂，徐云庆出面任经理，徐文照则隐于幕后。
    景福厂成立后，徐文照利用他在景纶厂和纺织界、金融界的关系安排生产，景福一度为景纶提供原材料，由于经营得法，景福厂规模逐步扩充。1939年，景福开始使用“飞马”牌商标(商标仿照当时美国在我国市场大量倾销的“飞马”洋油的图案，利用它在市场上的广泛影响，方便了“飞马”牌内衣产品的推销)。1941年，徐文照在景福厂的幕后关系被景纶厂发现，徐脱离景纶厂，全力转入景福的经营。
    当时上海处于敌伪统治，发展实业步履维艰。物资匮乏，囤积居奇的黑市交易活跃，而黄金、纱布都为敌伪严格控制，泛滥的游资不得不流入股票市场，股票投机应运而起，股票价格蒸蒸日上。徐文照审时度势，把景福厂改组为景福衫袜织造厂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投入市场。
    股票市场的生杀大权掌握在经纪人手里。投机商对新上市的小股票不感兴趣，徐文照除了在报纸上大做广告、造声势，还拉拢了几家经纪人组成小集团，为“景福衫袜”上市捧场吹风，并送给他们一些股票铺底。1942年11月“景福衫袜”一经上市，几家经纪人就开始炒作，带动了散户游资跟风。
    “景福衫袜”票面每股中储券(敌伪货币)10元，公开招股500万元即50万股。徐文照在证券大楼附近租了房间，在那里密切注视市场动态，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并根据市场变化指示经纪人买进卖出。徐文照多次不惜赔钱收进以维持牌价，但结果是“景福衫袜”在股票市场的搏杀中做出了牌子，成为一匹新股黑马，500万元全部招足，景福上市成功。
    徐文照出身于资本家代理人的家庭，似乎使他具有不凡的经济头脑。在全球金融市场兴风作浪、被舆论称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出身犹太家庭，也似乎具有金融天赋。然而比起索罗斯，徐文照可以说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他除了在证券业称雄上海滩，在实业经营上也颇有建树。
    经过1943年10月景福厂第一次升值增资和1944年第二次升值增资，景福厂的资本从建厂初期的3万元增加到2亿元。大局初定，徐文照把景福厂扩充成织、漂、造俱全的大型全能厂，生产“景福线呢”。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法币1元兑回中储券200元，景福厂中储券2亿元的资本，折成法币只剩100万元。1946年2月，徐文照把景福厂升值19900万元，调整后资本为法币2亿元，上升了200倍。徐文照把资金投向建立流水生产线，发展速度之快，使同业目瞪口呆，自叹弗如。“飞马”牌针织内衣和“景福衫袜”股票，成了市场热门。
    徐文照的经营思想十分明确，他要把景福厂发展成无可匹敌的纺织业巨人，充分利用股票市场源源不断地为景福注入资金。他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看准时机，不间断地坚持冲击股票市场。
    徐文照的第五次增资，写下了他在经营史上最精彩的一笔。1948年3月，徐文照宣布景福厂第五次升值增资，把210亿元资本猛增25倍，使资本总额达到法币5250亿元(525亿股)的天文数字。
    计划提出后，遭到公司内外一致反对。景福厂超巨额增资消息传出，引起纺织同业的恐惧和公愤，以至大家联合应对，一致决定要在上海各大报的头版刊登“反对景福厂巨额增资”的大幅广告，以阻止景福厂增资。徐文照自知众怒难犯，急派请有关人疏通调停，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同业会认可景福厂增资，徐文照则同意遵守同业业规议价，才算平息下来。而公司内部同事也都不敢赞同计划，认为风险太大，如果增资不足额，不仅在股市上信用破产，而且会牵涉到工厂大局。再则金融业方面也不赞成，因为升值增资必须有银行或钱庄检查证明增资足额，方才有效，过去给“景福衫袜”提供验资的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这一次都不愿承担风险。徐文照力排众议，并且争取到一家钱庄提供金融支持，愿意出具验资证明，第五次升值增资开始了。他在股市上大肆宣扬：景福厂上海有总厂、分厂，已经在香港筹办分厂扩大外销业务，规模比上海总厂还要大，将来重心要转移到香港和国外去。“景福衫袜”的股票可以用港币计价，成为外股，更有保障。当时正是人心惶惶无路可走的时候，这一招确实大有吸引力。景福厂的超巨额增资终于胜利完成。
    徐文照其人其事是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一个代表和缩影。景福厂在香港的经营并不成功。1950年，徐文照回到上海，在公私合营的针织工业公司担任私方经理10年。这位以一个小弄堂工厂起家的民族资本经营者，竟然能发行自己的股票上市并成为热门，为人们所始料不及，这也正是他在“文革”期间遭迫害致死的主要罪状。在他身后，景福厂的命运也一波三折，新中国成立后，由私营转入公私合营，“文革”后，成为国有，最终由一个国有企业经营不善而拍卖商标，留给今天的是更多的思考。